清晨的陽光斜斜地切進窗縫,落在書桌一角。陳宇默把昨晚抄在卡片上的那句話又看了一遍——“城市里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源于看不見彼此的生活。”他將卡片折了個角,塞進西裝內袋,起身拎起包。
手機還在充電,屏幕一片黑。他沒去碰它。
出門前,他順手關掉了臺燈,連同那本攤開的《下沉年代》一起留在桌上。他知道,今天要說的話,已經不在紙上,而在心里。
電視臺地下停車場入口,一輛黑色轎車緩緩停下。車門打開,何晴站在臺階口,手里提著一個保溫杯,另一只手扶了扶被風吹亂的發絲。
“喝點熱水。”她走近幾步,把杯子遞過去,“早上涼。”
陳宇默接過,擰開蓋子聞了下,是姜茶的味道。“你還記得這個?”
“你上次錄節目感冒了,說是喝這個好得快。”她笑了笑,“別緊張,就當是和朋友聊天。”
他點頭,沒說話,但肩膀松了下來。兩人并肩走進電梯,金屬門合攏的一瞬,他低頭看了眼手表:九點十七分。
演播廳后臺比想象中安靜。沒有喧鬧的觀眾,也沒有綜藝節目的彩排音樂。只有幾個工作人員低聲交流,腳步輕得像怕驚擾什么。化妝師過來補了層定妝粉,問他要不要再對一遍開場詞。
“不用了。”他說,“我想說的,都準備好了。”
主持人從側幕走來,握了握手,語氣平和:“咱們今天不趕時間,你想說多久就說多久。”
錄制開始前五分鐘,導播提醒全場靜音。燈光一束束亮起,像慢慢睜開的眼睛。陳宇默坐在主位上,正對面是攝像機鏡頭,旁邊坐著主持人。他調整了一下麥克風高度,手指輕輕敲了兩下桌面——這是他練習時養成的習慣,每晚對著鏡子講十分鐘,講到卡殼就敲一下,提醒自己繼續。
第一個問題來了:“最近幾年,年輕人越來越不敢結婚,你怎么看?”
他沒急著答,而是先說了個事:“前幾天我看到一條新聞,一個外賣員凌晨三點送完最后一單,蹲在小區門口吃泡面。有人問他為什么不回家,他說,家里太安靜了,回去更難受。一個人住久了,連開門的聲音都覺得吵。”
現場沒人出聲。
“我們總說年輕人怕結婚,怕生孩子,可有沒有想過,他們其實是怕‘連接’?”他聲音不高,但很穩,“怕付出了感情,最后只剩自己扛著一切;怕努力工作,卻連房子首付都湊不齊;怕結了婚,反而讓兩個人都活得更累。”
主持人接話:“所以你覺得,這不是個人選擇的問題?”
“當然不是。”他搖頭,“一個人不想結婚,可能是現實壓得太狠。工資漲不過房租,假期趕不上探親,生病了都不敢請假。當生活一直在推你往后退,誰還有力氣往前邁一步?”
臺下有人輕輕點頭。
第二個問題轉向基層勞動者:“為什么很多一線崗位的人,明明辛苦付出,卻總是被系統忽略?”
他立刻想起書中那個失業后每天穿西裝出門的男人。
“有個中年人干了二十年倉庫管理,公司換系統,一鍵清退。他不會用新軟件,培訓課聽不懂,申請調崗被拒。后來他每天照樣穿襯衫打領帶出門,在寫字樓附近轉一圈,再坐公交回家,跟家人說‘上班去了’。”
他說著,語速慢了些:“他不是不想做事,他是不知道還能做什么。而整個系統,從頭到尾都沒問過他一句‘需要幫助嗎?’”
現場安靜了幾秒。
“我們常說要尊重勞動,可真正的尊重,不是喊口號,是看見他們的難處,給他們留條退路。”他頓了頓,“否則,再多的贊美,都是在給沉默貼封條。”
主持人微微前傾:“那你參加這檔節目,是不是也在嘗試打破這種沉默?”
“是。”他直接點頭,“以前我演喜劇,大家笑完就散了。后來我發現,笑聲很重要,但它不該是唯一的回應。我想試試,能不能讓人聽完一段話,不只是笑,還能停下來想想。”
“為什么選現在?為什么不繼續接綜藝?”
“因為我不想再靠‘爆點’被人記住。”他笑了笑,“摔跤、哭戲、吵架,這些都能上熱搜。但我更希望有一天,別人提到我,會說‘他講過一件事,讓我記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