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變異結束后的許多歷史學家眼中,邪教徒的出現幾乎是必然發生的情況。
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也認同一種觀點,即:這種情況早在14世紀中葉那場席卷全球的黑死病流行中已經預演過一次。
從1347年到1353年的短短6年間,黑死病奪走了歐洲約2500萬人的生命,幾乎占到了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從倫敦到佛羅倫薩,無處不彌漫在這致命鼠疫的陰霾之下。
彼時的東亞大陸上,元帝國正在經歷顛簸與內亂,疾病在戰爭帶來的動搖下無法得到有效記錄,但歷史上也曾記載“民大疫”、“死者無數”。
而在中亞,作為疫情最有可能的發源地,穆魯克王朝等伊斯蘭政權同樣因稅收銳減和人口凋零而走向衰落,黑死病的影響可見一斑。
阿拉伯歷史學家伊本·赫勒敦在其巨著《歷史緒論》中記錄了這場瘟疫,他寫道:“文明之潮隨著人口的消退而消退。”
可以說,這場席卷世界的黑色病,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文藝復興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和元帝國的滅亡,極大程度上改變了人類歷史的走向。
以歐洲為例,黑死病的瘋狂肆虐徹底動搖了教會的統治。
當人們發現再虔誠的教徒在面臨奪取生命的疾病時也無法得到上帝的救贖;當人們發現終日的禱告也無法挽留病危的妻兒死貴,自然會將目光投向新的精神支柱。
由此,便衍生出了兩種看似截然不同卻又殊途同歸的思想潮流。
第一種,是開放的“解放路經”,其核心邏輯是:既然舊社會已經崩塌,我們必須鼓起勇氣,打破傳統的權威,用堅強去面對不確定的未來。
第二種,是封閉的“極端路徑”,其核心邏輯是:在無比的恐懼之中抓住一根唯一的“救命稻草”,利用最簡單的答案麻痹自己,尋找一個新的、看似擁有希望的極端權威。
前者,便是為大家所熟知的文藝復興運動。
而后者,則源自一種古老的修行方式,即“鞭撻者運動”。
無論是文藝復興還是鞭撻者,對那時的教會而言都可以理解為抽象的“邪教”,而后者在如今的我們看來,已經出現了傳統意義上邪教特征。
包括對自我的懲罰,對偽神的信仰,相信疫病是上帝“見血的考驗”,簡單的將黑死病歸結為“猶太人投毒”等等。
這也便延伸到了大變異發生后的邪教誕生,反觀大變異爆發以后,這種“末日下的崩塌”就更加明顯。
與黑死病相比,大變異對人類社會和個體的摧殘是完全顛覆的、更加徹底的、也是來勢更猛的。
在短短不到一個周的時間內,世界完全崩塌,親友徹底消失,短暫而又強烈的沖擊讓每個活著的人都難以接受——那些過去所構建起的認知、生活,在頃刻間全部灰飛煙滅。
由此,結合黑死病的歷史和大變異本身遠超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場災難的嚴重程度來說,邪教的出現究其根本可以歸為四個大類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