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章 零陵之行（四）（第2頁）

《左氏》詳述其事，正是讓人明其不得已之苦衷。

經義之用，在于通權達變，若一味強調‘克’為‘能殺’，則后世君王面對宗室內亂，是否皆要束手，坐待其成？

豈不聞《易》云‘窮則變，變則通’？吾以為，讀經當觀其大義，明其精神，而非斤斤于一字一詞之訓詁。”

司馬徽不僅反駁了宋忠對字眼的執著，還引入了《易經》的“變通”思想，強調經義要結合現實情況靈活理解，上升到治國理政的層面。

宋忠聞言，眉頭緊鎖，顯然不服：

“德操兄此言差矣！

若經義可隨意變通，則標準何在？權威何存？

《尚書·堯典》開篇即言‘欽明文思安安’，馬融注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

此乃圣王法度，一字不可易！

今文家謂《泰誓》非古，然其‘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之語，深合民心天理，豈可因版本之疑而廢其義？

鄭玄康成公，兼采今古，融會貫通，其《毛詩箋》、《三禮注》，考據精詳，義理深邃，方是治經正途！

若如兄所言，各逞臆說，則圣人之道，必將淆亂！”

他再次拉出《尚書》的不同版本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之爭，引用漢代大儒馬融、鄭玄的注疏來強調考據和師承的重要性，指責司馬徽的觀點會導致經義解釋的混亂。

司馬徽卻淡然一笑：

“仲子兄，康成公之學，博大精深，徽亦深佩。

然學問之道，貴在自得于心。

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豈是照搬前典？亦是取其精華，契于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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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夫，經者，常也，然常中有變。譬如《禮》云‘男女授受不親’，然‘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亦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吾等讀經，若只知尋章摘句，皓首窮經，而不能如鄭玄般融會貫通，切于時用，縱是注疏千萬言，于這‘洛陽二百里無炊煙’之亂世，又有何益？

不若思索如何‘尊王攘夷’，保境安民，使生民得免于涂炭，方不負圣賢著經之本意。”

他巧妙地將辯論從純粹的學術考據拉回到現實關懷，引用孟子的話來支持自己“經世致用”的觀點，并再次聯系到眼前戰亂的慘狀，使得辯論的層面更加豐富和深刻。

兩人你來我往，引用的典籍從《春秋》三傳、《尚書》到《詩經》、《三禮》、《易經》、《孟子》，提及的學者從孔子、孟子到馬融、鄭玄、范寧，涉及的不僅是經文本身，還有歷代注疏、學派分歧、乃至現實應用。

鄧安在一旁聽得頭暈目眩。

他感覺自己就像個不小心闖入了博士生答辯現場的小學生，那些佶屈聱牙的經文、層出不窮的人名、書名、學派名稱，如同無數個飛速旋轉的符號，在他腦子里攪成一團漿糊。

他只能勉強抓住“鄭伯克段”、“嫂溺援手”等幾個相對熟悉的故事梗概，但對其中的微言大義和學術分歧，完全摸不著頭腦。

他求助般地看向秦瓊，秦瓊微微搖頭，低聲道：“末將……只知鄭伯殺弟是不義，孟子說救人是對的。然此間辨析，牽涉過深，非我所長。”

這位猛將的理解停留在最基本的道德和實用層面。

他又看向公孫勝，老道捋須微笑，低語：“貧道觀其爭，如觀云氣變幻，各有其理，然執著于文字相，已是落了下乘。我道家言‘道可道，非常道’，真義在心不在口。”

公孫勝直接從更高維度“俯瞰”了這場辯論，覺得他們爭論的都是表象。

鄧安心中哀嘆：“完了，徹底文盲了！這比我當年背《出師表》難一萬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