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詳述其事,正是讓人明其不得已之苦衷。
經義之用,在于通權達變,若一味強調‘克’為‘能殺’,則后世君王面對宗室內亂,是否皆要束手,坐待其成?
豈不聞《易》云‘窮則變,變則通’?吾以為,讀經當觀其大義,明其精神,而非斤斤于一字一詞之訓詁。”
司馬徽不僅反駁了宋忠對字眼的執著,還引入了《易經》的“變通”思想,強調經義要結合現實情況靈活理解,上升到治國理政的層面。
宋忠聞言,眉頭緊鎖,顯然不服:
“德操兄此言差矣!
若經義可隨意變通,則標準何在?權威何存?
《尚書·堯典》開篇即言‘欽明文思安安’,馬融注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
此乃圣王法度,一字不可易!
今文家謂《泰誓》非古,然其‘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之語,深合民心天理,豈可因版本之疑而廢其義?
鄭玄康成公,兼采今古,融會貫通,其《毛詩箋》、《三禮注》,考據精詳,義理深邃,方是治經正途!
若如兄所言,各逞臆說,則圣人之道,必將淆亂!”
他再次拉出《尚書》的不同版本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之爭,引用漢代大儒馬融、鄭玄的注疏來強調考據和師承的重要性,指責司馬徽的觀點會導致經義解釋的混亂。
司馬徽卻淡然一笑:
“仲子兄,康成公之學,博大精深,徽亦深佩。
然學問之道,貴在自得于心。
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豈是照搬前典?亦是取其精華,契于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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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夫,經者,常也,然常中有變。譬如《禮》云‘男女授受不親’,然‘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亦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吾等讀經,若只知尋章摘句,皓首窮經,而不能如鄭玄般融會貫通,切于時用,縱是注疏千萬言,于這‘洛陽二百里無炊煙’之亂世,又有何益?
不若思索如何‘尊王攘夷’,保境安民,使生民得免于涂炭,方不負圣賢著經之本意。”
他巧妙地將辯論從純粹的學術考據拉回到現實關懷,引用孟子的話來支持自己“經世致用”的觀點,并再次聯系到眼前戰亂的慘狀,使得辯論的層面更加豐富和深刻。
兩人你來我往,引用的典籍從《春秋》三傳、《尚書》到《詩經》、《三禮》、《易經》、《孟子》,提及的學者從孔子、孟子到馬融、鄭玄、范寧,涉及的不僅是經文本身,還有歷代注疏、學派分歧、乃至現實應用。
鄧安在一旁聽得頭暈目眩。
他感覺自己就像個不小心闖入了博士生答辯現場的小學生,那些佶屈聱牙的經文、層出不窮的人名、書名、學派名稱,如同無數個飛速旋轉的符號,在他腦子里攪成一團漿糊。
他只能勉強抓住“鄭伯克段”、“嫂溺援手”等幾個相對熟悉的故事梗概,但對其中的微言大義和學術分歧,完全摸不著頭腦。
他求助般地看向秦瓊,秦瓊微微搖頭,低聲道:“末將……只知鄭伯殺弟是不義,孟子說救人是對的。然此間辨析,牽涉過深,非我所長。”
這位猛將的理解停留在最基本的道德和實用層面。
他又看向公孫勝,老道捋須微笑,低語:“貧道觀其爭,如觀云氣變幻,各有其理,然執著于文字相,已是落了下乘。我道家言‘道可道,非常道’,真義在心不在口。”
公孫勝直接從更高維度“俯瞰”了這場辯論,覺得他們爭論的都是表象。
鄧安心中哀嘆:“完了,徹底文盲了!這比我當年背《出師表》難一萬倍!”